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即劳动的动物)颠覆了这一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从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阿伦特的独特解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她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部内涵,终究未能准确揭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政治意义,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和阿伦特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阿伦特指出,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而在于他热衷“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确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且明确终结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传统等级序位。[2](PP397-398)笔者曾撰文探讨了阿伦特揭示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等级序列的颠倒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①考虑到思维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等级序位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同样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实践活动有着怎样的序位排列?这一排列有何意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这一传统等级秩序?阿伦特是否准确揭示了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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